4月7日，2018年轰动兰州的“瓜农刺死城管案”，在案发4年9个月后，终于在兰州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王爱文的辩护律师称，将做无罪辩护。
据当年8月29日“7·18”案件情况通报：7月17日晚，王军宏、王爱文、王爱武父子三人“占道经营卖瓜”，城关区城管局雁滩中队副队长李富文等4名执法人员遭阻挠，报警后民警到场处置，“经疏导训诫后双方离开”。18日上午，李富文带15名队员“开展日常巡查工作时，再次发现王军宏父子三人占道经营”，城管扣押地秤时，双方发生冲突，王爱武“手持榔头殴打执法人员”，后又持刀捅伤三名城管，其中王翔军死亡，李富文、丁建涛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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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不同于最初的案情通报，2019年兰州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并没提城管“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和再次发现王军宏父子“占道经营”，而称李富文等人“得知”王爱文三人地点后，去收缴台秤，双方发生冲突。从后来的报道看，最初案情通报中的“遭到阻挠”，非常耐人寻味，因为“阻挠”城管者并非王军宏父子，而恰恰是看不惯城管做派的围观市民。
（图片截取自抖音号：九派新闻）
为什么改用了“得知”一词呢？这里大有文章。据报道和证人描述，李富文等城管并不是在“开展日常巡查工作”，而是“一路打听”，涉嫌蓄意打击报复；所谓“占道经营”，也只是在物业管辖范围的小区广场，并非城管工作范围。至于“城管扣押地秤时，双方发生冲突”，这里更隐藏了大量细节，核心便是：16名城管先动手围殴王军宏父子三人。围殴开始后，城管人员关掉执法记录仪。
王爱武“手持榔头殴打执法人员”，后又持刀捅伤三名城管，这确是客观事实。但王爱武系二级精神残疾人，后经鉴定目前处于发病期，被评定为无受审能力。按刑诉法规定，对王爱武中止审理。在我看来，案发时正当防卫的王爱武显系被强烈精神刺激，致使病情加重，检方所称“王爱武在案发时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存在认知问题，王爱武当时应系“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不该承担刑责。
综合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的所有可见信息，王军宏父子三人均应无罪，从情理法的角度而言，他们均属正当防卫。相反，李富文带领15名队员对王军宏父子蓄意打击报复，并非开展正常工作，而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执法人员。实际上，即使一死两伤，从舆论反映来看，公众依然并不待见城管，反而更加同情王军宏父子这样的贩夫走卒。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每个百姓心中都有一杆正义之秤。检察院公诉、法官判决时，必须要慎重考虑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图片截取自抖音号：九派新闻）
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让我想起17年前的北京“小贩刺死城管”案。
2006年8月11日，北京海淀区海龙大厦。城管海淀分队副分队长李志强等人，要强行没收小贩崔英杰赖以安身立命的三轮车，即便崔英杰单膝跪下哀求也无效。这辆三轮车是崔英杰前一天才借钱买的。几十位城管围住崔英杰，争执之下，李志强突然扬了一下手，崔英杰下意识地用割烤肠的小刀挥向李志强一刀，致李志强脖颈动脉被刺破，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便是2006年轰动全国的北京“小贩刺死城管”案。后来，李志强被评为烈士，但这一称号至今仍存争议。
在“小贩刺死城管”案中，崔英杰的代理律师曾发表辩护词，他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从偏远农村来到大城市谋生，他没偷没抢，也没有因为退伍后没有安置工作而对这个社会不满，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养活家人，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但这一切都在执法者要强行摔坏他赖以生存的饭碗之时被打破，他是被形势所逼，走投无路，如果换做是在座的各位，你们能否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更理智的行为呢？”
（图片截取自抖音号：九派新闻）
最后，律师的辩护词感动全民，说服法官，崔英杰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服刑后，又从死缓改为有期徒刑，将在2030年出狱，重获新生。
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诡异和巧合：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中，惹事的城管姓李；北京“小贩刺死城管”案中，被刺死的城管也姓李。王爱武、崔英杰都曾服役，王爱武服役未满因病被退，崔英杰则是正常退役。他们的家庭都很贫穷，务农为生，家里都有病人和老人。他们都是进城谋生，做贩夫走卒，卑如尘埃，微若蝼蚁。他们都是先跪而后争，先求而后抗……他们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法律是为了让公民的生活更幸福，还是让公民的生活更苦难呢？”当年，崔英杰代理律师的这个提问，直到现在依然是含血带泪的天问。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瓜农均当无罪，新的城管历史，当从本案开始：城管是为了让公民的生活更幸福，而不是让公民的生活更苦难。
（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重案盘点系列】视频整理）
